2024早期中國史研究會研究生論文發表會紀要
黃子晏*、黃韋文*、黎駿朋*、羅星如*（紀要共同作者依姓名筆畫排序）
2024年4月14日，早期中國史研究會首度舉辦的研究生論文發表會，於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會議室順利舉行。本次會議由來自臺灣大學、政治大學、中興大學與中正大學的8位研究生宣讀論文，並請服務於各校歷史系或研究機構的8位早期中國史研究會會員，進行深度評論。於開幕致詞中，早期中國史研究會常委會召集人鄭雅如老師，特別感謝臺大歷史系的支持和籌辦會議的吳映蓁（中興大學）、許詠絮（政治大學）與黃子晏（臺灣大學）三位同學。鄭老師也期許研究生積極爭取發表機會，促進各校間的學術交流與分享。
第一場討論以「地方大族與官僚政治」為題，由鄭雅如老師（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主持。第一篇論文為吳映蓁（國立中興大學歷史所）的〈「有」中生「無」：廣州西漢南越國「常御」墓研究〉。吳映蓁自南越國四座等級不一，卻隨葬相同銘文陶器的墓葬出發，重新探討墓主的身分。在結合文獻以及南越宮苑遺址等多重考量之後，除認為南越國的常御與漢廷長御很有可能為同一職，另以有銘文器為標準器，根據其稀少性與存續情況，認為這種器物極有可能是官署用器，墓主生前在官署使用，死後攜以入葬，形成「官署考古學文化」。評論人王詩涵老師（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系博士）針對論文首先提示，墓葬是經由許多人共同參與的成果，應討論隨葬品如何進入墓葬的管道。接著對銘文意涵提出異議，討論該器為官員個人用器的可能性。之後提到人在政治、社會、經濟等不同面向的身分，在進入墓葬可能有許多不同的呈現，並舉例政治、社會地位不高者，同樣可能有大型墓葬。最後提醒該文應附上討論材料的基本資訊以及墓葬位置分布圖。
第二篇論文為賀冠溱（國立政治大學歷史所）的〈滎陽鄭氏在北魏後期的名望問題〉，主要從鄭文公碑與《魏書．鄭羲列傳》的差異來探討士族名望的體現、影響士族名望社會基礎的關鍵。前人研究常設想鄭氏族人在鄉里的惡名，還有魏末起事失敗遇害是因為喪失對地方的影響力，其實地緣因素似乎有更關鍵的影響，從遷都後的改革到後來的戰亂，朝廷不可能放任京畿東邊的鄉村有自主性那麼高的民望，直到高歡遷都到黃河北邊的鄴城，鄭氏一族才有發展條件。評論人林牧之老師（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指出，文章論述名望的涵義仍嫌模糊，看不出「望」的高低有實質影響，倒是從北魏到東魏過程中，國家組織的強弱應更深入探討。主持人鄭雅如老師建議，使用「望」的涵義一般性與特殊用法應進一步說明，如「賣望」與郡望的關聯。另外，既已注意到鄭氏各房支立場不同，將滎陽鄭氏作為一個整題來探討與地方的關係，應要更細緻，注意具體的差異。還有，鄭文公碑本應在歸葬地，故吏不但替長官立碑，還是立在其子治下，鄭羲故吏與鄭道昭的關係為何？碑刻展示的目的為何？應該找類似的現象做比較，這些問題會比討論石刻是否為民間文化這類大而空泛的議題更重要。關於「望」的問題，發表人回覆，名望應該是結果而非原因，文中所謂名望體現與其社會基礎探討的論述應再修正。
第二場討論以「思想、知識與論述」為題，由傅揚老師（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主持。第一篇論文為黎駿朋（國立臺灣大學歷史所）的〈《荀子》中儒家博學主義傳統的淵源、鞏固與確立〉。他試圖以脈絡化的方式解讀《荀子》文本，尤其是〈勸學〉、〈儒效〉等篇，以「博學主義」為主軸，探問荀子及其學派如何承繼儒家的傳統，又如何回應戰國時代其他的思想學說。他認為荀子的「博學主義」淵源於孔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的特色。其次，他認為荀子特別重視「師術」，其背後的用意在於與其他同樣博學的學派競爭。此外，他從語法句式出發，比較〈儒效〉中雅儒、大儒的段落，試圖論證荀子雖然主張「隆禮義」，但未主張「殺詩書」。評論人黃怡君老師（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建議部分論證可再補強，以佐證文章論點。例如應呈現荀子何以重視「詩書」，呼應應本文荀子不「殺詩書」的論點。此外，也應突顯荀子的「博學」與其他儒家學派「博學」的差異。最後，黃怡君老師也提醒黎同學宜多注意不同版本的用字之別，以及前人的注疏成果，例如「博習」一詞，有其他版本作「傳習」。這類的用字的不同，可能會影響到文章論證的說服力。
第二篇論文為尹悅（國立政治大學歷史所）的〈唐代政治中的質文論〉。文章討論古人常建立某種理論框架，敘述其政論，以增加合理性與權威性。質文論是自先秦起便被構建的。孔子就曾以質文論治國之道，作為評判治國合理性與否的工具。鄒衍提出質文互救的理論。漢代董仲舒作為集大成者，將質文論附庸於其三統說下，根據三代歷史總結出一套質問循環理論。尚「質」的社會為仁愛大同，尚「文」的社會為尊卑有倫。其質文論與天道觀緊密結合，目的是證明漢代統治之合法性。由先秦至漢代，質文論被用於論述政治制度或禮制，唐代繼承，並注入新的內涵。唐代詔敕中常常會使用「質文」，作為具有權威性、合理性的政治術語，包裝政治意圖。主要用於總結前代制度變化的規律，具有改革的象徵意義，有時也是彰顯政治行為的合理性與權威性。士人也常在給皇帝的奏抄、對策中使用質文論，被用於評判制度合理性與否，與彰顯政治思想措施的合理性與說服力。安史之亂後，為了重建崩塌的秩序，士人嘗試以質文論思考，並進行新闡發。如李華等人認為理想的制度與社會為質文參半，新春秋學派則以質文論為工具又提出大中之道的新思想。士人們認為質文論無法更好地解決現實問題而提出新理念。評論人傅揚老師指出，如一些學者所述，南北朝後的質文論其實並無太多觀念創發，用「政治理論」考慮質文論恐怕不盡理想，應該將其視為思考、觀察世界的方式，以及質文論出現時的各種政治意圖。如此一來，細緻分析不同歷史場景中的人如何運用質文論，便是非常重要的事，但這篇文章對此著墨不多。此外尚有四項建議：應該明確定位國家失序的現象，資料上最好不要使用《全唐文》，質文論在文學上的角色不可忽略，以及要考慮唐代質文論與前代是否確有異同。
第三篇論文為羅星如（國立臺灣大學歷史所）的〈南宋時期《政和五禮新儀》的使用脈絡〉。主要討論宋徽宗主持編纂的官方禮書《政和五禮新儀》，雖然在北宋末年已被罷廢，但在宋室南渡後，新的使用情境為何？她發現《政和五禮新儀》在方志中較常在社稷壇條目中出現，並討論《政和五禮新儀》如何與社稷壇內容連結以及背後可能的意涵，再以朱熹重視《政和五禮新儀》中「庶人儀」部份加以說明。最後，她認為從政和三年成書後至南宋，《政和五禮新儀》的使用方式、背後意涵有改變。從宋徽宗希望藉由《政和五禮新儀》把統治的力量擴展至百姓，轉變成朱熹或方志作者們將此禮書作為論述工具，藉由州縣祭祀儀式、庶人禮儀文的特點，用於表達關懷百姓的論述中。評論人張文昌老師（國立陽明交通大學人文科學中心）指出四點建議：第一，題目「使用脈絡」建議更具體的語詞，以及第三節「南宋民間出現的《政和五禮新儀》」中的「民間」一詞並不精確，地方志書並不等同於民間，若改以「地方」一詞呈現會更恰當。第二，文章中略花篇幅討論宋徽宗在《政和五禮新儀》編纂中的角色，建議可納入目前對「御筆」的研究成果，另作專文或札記討論。第三，《政和五禮新儀》本來就是標準官方書籍，為士人所用是可以想見的狀況，若論書籍背後意涵有轉變則需更多史料支撐。第四，在引用書籍與一手史料時版本的選擇需再小心謹慎。
第三場討論以「佛教、政治與地方社會」為題，由林韻柔老師（國立中正大學歷史學系）主持。第一篇論文為黃韋文（國立中正大學歷史所）的〈志思利益－論初唐的君臣議佛及其政治考量〉。其研究以初唐君臣議佛論述，配合史籍對議佛君臣事蹟、政治事件的記載，探討議佛之政局面向，認為看似討論佛教議題的朝廷議佛，背後有官員依附政治集團、統治者，獲取政治利益，以及政治集團、統治者運用官員，獲取朝廷控制兩種現象。評論人李志鴻（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老師對文章提出四點建議，其一為應注意日本學者相關研究；其二為引用史料時應注意分段、細節；其三為可重視太宗朝佛道論爭裡皇帝對「正法國王」的闡述；其四為運用「政治考量」一詞前應加以定義。回應方面，發表人先感謝李志鴻老師對文章的講評，再回應其對文章的四點建議。首先，對於應加以注意的研究與引用史料上的建議。發表人會予以修正。其次，對太宗朝佛道論爭裡，皇帝對「正法國王」的闡述。發表人認為從高宗「令造朕等身阿育王像」來看，皇帝有著重結合佛教鞏固權力，這可能導致高祖未徹底毀滅佛教，並將自己塑造成正法護持者。最後，對於「政治考量」一詞。發表人說明其為分析史籍對君、臣、教界人物等政治人物的作為記載，配合當代政局、教界發展，看出議佛者論述背後爭取的政治利益。
第二篇論文為許詠絮（國立政治大學歷史所）的〈中晚唐南方佛教與地方的關係〉。文章從《新安志》中晚唐歙州廣福寶林禪院的建立，討論當地土豪、僧人與刺史，三方勢力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從廣福寶林禪院的例子來看，身為外來者、毫無社會基礎的僧人清素，透過勞力與宗教，和當地土豪鄭傳達成合作關係。鄭傳給予清素建立寺院的土地，並透過祈雨儀式強化雙方在地的勢力。鄭傳透過給額制，與歙州刺史陶雅也形成合作關係。陶雅提供鄭傳與寺院官方制度上的承認，鄭傳反饋陶雅的報酬，並非像給額制一樣為明文制度，而是無形的地方支持。對於唐末藩鎮割據，希望自立的南方政權來說，給額制不僅承認寺院的正統性，也透過制度達成政治宗教合作，並且收服地方民心的方法。寺院也是溝通朝廷與地方的媒介，因為朝廷為了攏絡地方，必須透過賜額給寺院。賜額只是制度上的行政流程，南方政權更看重賜額後的寺院，其當地地方勢力與民眾的支持。因此，佛教寺院並非單純的信仰空間，在特定時空背景下，寺院的社會性與政治性非常值得關注。評論人黃庭碩老師提供四項建議：一、應該對引用的史料重新句讀，以免對文意產生誤解。二、應論述引用的史料價值。三、文章應補充五代十國以及楊吳政權的背景，以免讀者覺得過於突兀。四、個案是否適用於整個南方？應該多參考其他區域史研究，例如福建等地。
最後一篇論文為王建程（中正大學歷史所）的〈歸義軍時期渠人組織問題商榷〉。他嘗試通過地契、轉帖與經濟文書，對渠人組織形成過程、組織之性質與寺院在其中扮演之角色提出看法，認為應以敦煌中心史觀思考該問題，渠人組織初步形成於吐蕃統治時期，為民間自發形成，而官方力量介入組織時間很晚，可能至曹氏歸義軍時期才發生，該組織的發展與官方並不一定存在直接關係，且不一定形成完整社邑，而寺院在水利營造事業中扮演的角色，或可視為歸義軍運用寺院資源協助統治的一環，且張氏歸義軍時期角色可能重於曹氏歸義軍時期。評論人林欣儀老師（佛光大學佛教學系）認為，若能說明與渠人組織相關的敦煌寫本，不論是轉帖或帳目，有多少比例可以定年，以及有多少無法確知其時期或年代，可以更好地說明為何要以敦煌中心史觀進行討論。另外，以敦煌為中心的分期和歷史變化對地方結社或組織固然有影響，唐代官方政策的變化可能也有影響，在歷史分期上，或許中原和地方的視角都很重要，又建議發表人可以用寺院經濟文書來補充前輩學者的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