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編:林韻柔(中正大學歷史系副教授)

編委名單:蔡宗憲(中興大學歷史系副教授)、林欣儀(佛光大學佛教學系助理教授)、曾堯民(法鼓文理學院助理教授)、蔡長廷(中原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兼任助理教授)、郭珮君(中央研究院文哲所博士後研究)、吳修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助研究員,第14卷主編)


《早期中國史研究》第十二卷(2020.12)目次















 

謹悼念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特聘研究員林富士先生(1960-2021),感謝富士先生長期為中國中古史、宗教史、社會史與醫療史做出卓越貢獻,致力於提攜後進,且開展數位人文研究新頁。

會員介紹:魏煜民(Wei, Yu-min)

  會員介紹:魏煜民(Wei, Yu-min)

現 職: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
研究領域:中國上古史、漢代政治史

會員介紹:黃怡君(Huang, Yi-chun)

 會員介紹:黃怡君(Huang, Yi-chun)

現 職: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博士後
研究領域:秦漢史、中國古代政治制度史

 作者:林牧之(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候選人)、于曉雯(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博士候選人)


「中國中古史青年學者聯誼會」,從2007年開始每年開一次會。今年由山東大學歷史文化學院與《文史哲》編輯部共同主辦,時間在8月24、25兩天。另外在8月23日晚上,也邀請中、日、台三方的代表學者開了一次座談會。

這次的座談會,以「重繪中古史的可能性」為題。與會者有魏斌(武漢大學歷史學院)、孫正軍(首都師範大學歷史學院)、仇鹿鳴(復旦大學歷史學系)、胡鴻(武漢大學歷史學院)、吳承翰(台灣政治大學),以及永田拓治(日本阪南大學)。

座談會首先由魏斌發言。魏斌指出,過去一直有中古史研究「乏力」的感覺,這種乏力感其實已經持續了數十年。面對這樣的情況,魏斌認為,正如過去華南學派的蕭鳳霞曾經指出的一樣,應該關注到日常生活中所反映的社會結構。而近年來他的研究也逐漸走向這個方面。

孫正軍則系統性地梳理過去有關中古史開展的各種議題,指出中古史研究所具有的優勢,在於過去前輩學者所提出的各種研究框架。然而時至今日,這些框架卻或多或少成為一種「陷阱」。例如討論六朝政治就會談士族政治,或談到隋唐就會講集團理論等等。這種陷阱多少制約了研究廣度,甚至限縮了研究的可能性。因此需要有所突破。

仇鹿鳴則是由另一方面來著眼。他說「並不喜歡『重繪』這個題目」,並以民族史、族群史的內涵變化為例,指出學科或是研究主軸內涵其實也是隨著時代而有變異。1980年代以來,中國的研究有一種「理論進步主義」的趨向,當時大量引入歐美學界的理論,呈現出以理論為研究主幹的現象。近來則多強調「新史料、新問題」。仇鹿鳴認為,在材料、問題之上求新,卻很少人問怎樣是好的研究。他指出好的研究應該具備下列兩點特徵:1.釐清歷史事實,2.做出和過去不一樣的解釋。

胡鴻則是從魏晉南北朝民族史為主軸展開談話。他首先指出魏晉南北朝民族史的獨特性,有著資料完備、有可信文獻資料可徵、研究門檻低,同時也是各時代民族史可以溯源,並有研究可能性的最早階段。現在若要論到研究上的可能性,則需要挖掘更多細節。而近來魏晉南北朝民族史也有不少新穎之作,如侯旭東〈北魏境內胡族政策初探〉、魯西奇〈釋「蠻」〉、羅新〈王化與山險〉,這些研究各別開創了一些新的議題。胡鴻也認為,接下來民族史的議題開展空間,可能還是在於「外在於華夏文化的傳統敘事」這一研究主題上。

吳承翰從個人的研究經驗出發,指出之所以研究中國社會經濟史,是源自C. Wright Mills所說「個人的困境可以找到社會結構的根源」。過去解釋中國社會經濟史的經典解釋,基本上都帶著對當代世界的關懷。這些理論之所以能成為經典,是因為他們所說的東西能夠回答當代所面臨的問題。即便前面幾位老師都認為應該要突破理論,但吳承翰認為,做學術的最終目的,卻還是應該要建構理論。

永田拓治所談論的主題為「分類與界線」。首先指出,界線其實帶有兩種意涵,它可以是明確的線,也有可能是模糊的分類區域。從學術史的角度來看,日本《史學雜誌》每年五月號「研究與回顧」專號中,直到1961才有魏晉南北朝史的分類;而時代內的分類,是直到1995年才開始出現,而且每年的分類都不同。這可以看得出研究取向的變化,從而使每一個分類間的界線,也呈現出「可見─不可見」的循環。永田教授認為,現在中古史的研究,或許可以著眼於不同分類之間的共通性,也就是「界線所具有的模糊地帶」,例如探究南朝、北朝間的共通性。另一方面,也可以關注到可見/不可見界線的形成及其影響。

最後則是由劉玉峰(山東大學)總結。劉教授指出,70後的研究學者有兩個重要特徵:1.問題意識的突破、2.疏理、反思的能力。劉教授也認為,過去所建構的歷史理論應該揚棄,前提是在提升正確的基礎上。他同時也期勉在座的青年學者:「只要敢,就能重繪。」


八月24、25日進行論文發表。24日開幕式中,劉京希(山東大學《文史哲》編輯部)、代國璽(山東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兩位教授致開幕詞。本次會議依論文主題分為四個場次:中古制度的淵源與展開、中古中國的邊區與基層、北族王朝的內亞性與華夏性、律令制下的東亞世界,共計17篇論文發表。

第一場會議:「中古制度的淵源與展開」,上半場由韓吉紹(山東大學歷史文化學院)主持,論文發表人為海老根量介(東京大學大學院人文社會系研究科)、代國璽(山東大學歷史文化學院)。下半場由胡鴻(武漢大學歷史學院)主持,論文發表人為聶溦萌(南京大學歷史學院)、王彬(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歷史研究院)。

海老根量介〈簡帛時代的“書籍”流通小考——以《日書》為中心〉,考察秦到西漢初期社會地域關於「書籍」的流通情形,以《日書》為對象進行分析,討論其製作、使用與性質,《日書》會隨時代與地域、政權之差異變更用詞。作者論證《日書》是以下級官吏為主要對象而編寫的書籍,當時的「書籍」也在下級官吏的交際圈中流通。評論人是郭津嵩(北京大學歷史系),肯定海老根先生的問題意識,認為「足以代表早期出土文獻和秦漢文化史研究繼續深入的一個重要方向」。郭津嵩先生另針對占術家群體、《日書》寫本的書寫(paleography)與形制(codicology)和考古環境提供的間接證據,提出看法。

代國璽〈休耕制與戰國秦漢的土地制度〉,利用傳世文獻和尹灣《集簿》反映的耕作方式,檢視學界主流看法:秦漢北方為連種耕農業之說為非;兼論戰國到西漢的土地和租稅制度,以及農業生產力。評論人為王炳文(廈門大學歷史學系),肯定此篇在視角、論證、史學方法和跨學科方法上的長處,「這是一篇立足於傳統、卻做出了相當新意、令人耳目一新的經濟史力作。」王炳文先生另提出文獻中「不易之地」、「爰田」與作者進行討論。

聶溦萌〈《漢書‧霍光傳》廢昌邑王的文書與政務規程〉,從《漢書‧霍光傳》廢昌邑王的紀載出發,討論漢魏六朝廢立皇帝的運作與詔書形式,兼論文書的製作程式與尚書的地位變化。評論人為吳雪飛(山東大學歷史文化學院),針對詔書的形式與分類,以及廢立皇帝中的百官集議等問題提出討論。

王彬〈武威旱灘坡出土王杖斷簡研究——兼論秦漢時代“法”的表達與實踐〉,從王杖斷簡的文書結構、編纂過程討論其與漢代律令的關係,以及詔令文書頒佈到民間後必須公開展示和朗讀,讓人民瞭解文書內容。此外,武威地區的鳩杖和王杖簡擺設於棺木之上,與其他地區的出土物位置不同,顯示了這是在葬禮中使用,具有向弔唁賓客展示的意義,背後原因可能與東漢來地方徭役加重、養老免役未徹底落實有關。評論人三浦雄城(東京大學)指出,文獻中東漢中後期藉由「掛壁」展示的詔書其權威性下降,此外對於鳩杖和木簡在葬禮中的展示作用為何?提出進一步討論的空間。

第二場會議「中古中國的邊區與基層」,上半場由黃楨(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主持,論文發表者為熊昕童(北京大學歷史系)、林牧之(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下半場為永田拓治(阪南大學)主持,發表者為李永生(武漢大學歷史學院)、板橋曉子(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武紹衛(浙江師範大學人文學院)。

熊昕童〈漢唐間官修列傳取材機制的演變——以“狀”與“行狀”為中心〉,漢唐間官方修史的變遷主要展現在兩個方面:一是修史機構,二是材料來源。東漢到魏晉南北朝期間,修史機構兼典藏文書,故修史時能夠直接參閱原始檔案資料;而唐代設立史館制度,將撰史與藏書分離,撰史的材料源於各部門的報送,列傳取材則依據考功報送用於議定諡號的行狀。評論人為孫齊(山東大學《文史哲》編輯部),指出中古時期戰亂頻仍,對於檔案的完整收藏管理較為不利,且列傳取材有多種途徑,直接利用檔案可能只是其中一種方式。此外,即使唐代史官並非使用原始檔案修史,不太代表史官在取材範圍上轉為被動,進而影響其撰史。

林牧之〈前漢時期犍為郡的職能演變——兼論「初郡」與西南夷之關係〉,考察漢武帝為經略西南夷設置犍為郡,從郡治三次內移的過程中,反映了犍為郡在職能上的變化,體現了從「初郡」到「內郡」的轉變;兼論初郡設立下,漢朝政府與西南夷君長的互動關係。評論人為林昌丈(廈門大學歷史系),建議從治所變遷和政區盈縮在流域和交通線上的呈現,以及政區設置、輻員盈縮和地方社會與族群間的互動過程等面向進行思索。

李永生〈余吳土,盛且豐——磚銘所見西晉末年廣州的地方社會〉,討論廣州一帶西晉墓葬出土的墓磚銘文,反映的政治與社會議題。作者分別從墓葬形制與銘文的語言形式進行考察,連結王機據廣州一事。永嘉磚銘主要是廣州中上階層人士使用,與王機的支持階層相吻合;銘文應屬當時流行的歌謠,推測是王機出於政治目的而製作。評論人為韓吉紹(山東大學歷史文化學院),針對永嘉磚作為史料的性質、製作時間和製作者、地方認同是否就是否定中央政權等問題提出討論。

板橋曉子〈晉宋交替與仇池政權〉,從仇池政權的角度出發,考察其歷經西晉到劉宋政權轉換間,雙方如何締結並維持關係,並考察仇池政權以劉宋年號「元嘉」取代東晉「義熙」的意義,以及楊難當向宋文帝上表文中反映仇池自身歷史發展的過程。評論人為陳志遠(中國歷史研究院),提出名號改變對於藩屬秩序維持關聯的問題,另建議作者可進一步分析奔逃到仇池政權的中原移民之組成與規模,對於仇池政權稱藩的影響。

武紹衛報告〈敦煌本《秋吟》新探〉,《秋吟》為僧人沿街化緣的唱本,作者分析敦煌文獻中S.5572、P.2704V、P.3618、P.4980《秋吟》文本,前三者為「乞衣類」,後者為「乞木類」,從唱詞求取物的差異反映了演唱者的僧團組織和生活形式。「乞衣類」代表遊方僧人沿街化緣,「乞木類」代表以居家為主的敦煌僧人邁向返寺居住的傾向。評論人是翟旻昊(普林斯頓大學宗教系),對文本的結構、文書樣式,以及文本流傳中的信息改變,提出進一步思考的空間。

八月二十五日第三場會議主題為「北族王朝的內亞性與華夏性」,上半場由吳承翰(政治大學歷史學系)主持,論文報告者為三田辰彥(東北大學大學院文學研究科)、趙永磊(廈門大學歷史系),下半場由聶溦萌(南京大學歷史學院)主持,論文報告者為黃楨(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胡鴻(武漢大學歷史學院)。

三田辰彥〈三國兩晉五胡廟制與“太祖”廟號〉,以三國兩晉五胡政權的廟制以及是否設置太祖廟號,申論其政權正統性的問題。作者從公孫氏、蜀漢、劉淵等繼承漢朝的宗廟設置,孫吳與五胡諸帝是否追封始祖與太祖,以及桓楚的太祖虛位三方面進行探討。評論人為胡勝源(中山大學歷史系[珠海]),對作者舉例的個案進行補充,並建議結合政治史的視角深入論述,將文中探討的三個面向各自獨立並發展為專文。

趙永磊〈北魏的華夏天神祭祀再探〉,探討北魏初期郊祀制度的淵源、更定郊天輿服制和太和十九年圜丘郊天禮的政治意涵。北魏郊祀制度與所祀神祇採用鄭玄學說,此因鄭玄六天帝說與拓跋鮮卑眾天神信仰相呼應,也代表北魏上承曹魏正統。評論人為小野響(阪南大學),提出了三個討論的方向:孝文帝後由有司攝事進行禮儀的頻率和原因、依託《周禮》進行的禮制改革對比脫離《周禮》的樂制改革、「漢魏故事」在禮制改革中的角色。

黃楨〈龍舟上的北魏皇帝〉,考察史書中北魏皇帝搭乘龍舟的紀錄,背後蘊含北魏接受池園景觀和泛舟賦詩的文化因素,以及北魏與南朝對戰時吸收水戰造船的技術與知識,另南朝的宮廷文化對於北魏的影響也不可忽略。從馬背到龍舟,可視為由武功轉向文治的徵兆。評論人為吳承翰(政治大學歷史系),提出龍舟在胡人君主華夏化的的過程中,究竟有多重要的意義?是否也在其他朝代的華夏化個案中有跡可尋?建議作者納入更多同類型的案例進一步討論。

胡鴻〈牝馬、酪酒與北族王朝——釋北魏正始四年禁河南畜牝馬〉,從文化史的視角考察北魏正始四年禁河南畜牝馬的原因,牝馬為遊牧民族上層階級提供酪酒,然而在農耕地區畜養牝馬耗費成本過大,故荒災時朝廷下令禁斷以節約糧食。本篇可視為北魏在文化轉型過程中的一個側面書寫。評論人為黃旨彥(賓州大學東亞系),提供環境史的思考,並舉出元、清兩代統治者對於受災民眾的處理方式,對比宣武帝禁養馬匹的特殊性。

第四場會議主題「律令制下的東亞世界」,上半場由陳志遠(中國歷史研究院)主持,論文發表者為于曉雯(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系)、尹承(山東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下半場由林昌丈(廈門大學歷史系)主持,論文發表者為張淑惠(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系)、嚴茹蕙(北京理工大學珠海學院民商法律學院)。

于曉雯〈《通典‧兵典》的秩序觀〉,討論《通典‧兵典》的撰寫體例、書寫目的,兼論唐前期中央與地方兵力配置的變化及安史之亂爆發的原因;另從〈兵典〉中收錄的軍法規範討論軍隊秩序。評論人為呂博(武漢大學歷史學院),提出可從制度史形成的背景與原因,討論《通典》的編纂;另提示關於軍事的各面向散見於諸典當中;並對於杜佑對安史之亂的評論進行補充。

尹承〈《大唐開元禮》賓禮研究〉,考察南北朝到隋的賓禮實施情形,討論開元禮的來源與禮儀結構,另探討開元禮的禮儀規範與實際運作情形,兼論唐朝禮儀制度下的對外關係。評論人為楊曉宜(上海師範大學人文學院),對於題目與結構提出建議,並期盼作者能提供更多唐代賓禮執行的相關事例,也可從天下法的概念重新理解唐代賓禮。

張淑惠〈「監主受財枉法」條從唐律到宋刑統中的轉變〉,考察《宋刑統》收錄的「監主受財枉法」律文、敕文反映中唐到五代間相關罪刑的變化及社會背景,並列出司法實例對照法律規範與實際案例;兼論及起請條中牽涉的田稅議題。評論人為井上滿奈實(東北大學大學院),對於五代時該條罪刑處罰放寬乃是為了增加人口之間此解釋提出不同意見,另提示「監主受財枉法」在北宋仁宗後多處以流配,日後可針對此部分進行深入研究。

嚴茹蕙〈日本古碑所見律令制初期的家族關係——以山上‧金井澤碑為例兼論與唐制關係〉,山上碑和金井澤碑建於七世紀後半到八世紀初期,位於今群馬縣,文獻反映的地方豪族家族關係中,可明顯看出女性地位高於男性。當時日本仍以母系社會為主,但中央朝廷繼受的唐法,卻是以父系為尊的法律體系,日本令雖然修改了唐制,在法律上使得男女雙方較為平等,但從山上和金井澤碑中的家族譜系觀之,法律和社會現實仍有一段差距。評論人為焦堃(武漢大學歷史學院),提出「律令制」一詞背後反映的歷史階段劃分,在中日兩方面各有不同意涵。此外,與其說日本是「母性社會」,或許「雙系社會」更為貼近社會現實;而金井澤碑文系譜雖然以女性為中心,但是祈福對象不僅有父母雙親,在稱謂上也將父親置於母親之前,似乎說明當時社會逐漸走向父系制。

論文發表結束後,由呂博(武漢大學歷史學院)主持綜合討論,主題為「中古史研究的瓶頸與困境」,在場學者紛紛就各自的研究心得和學術環境提出意見,討論熱烈。閉幕式由李揚眉(山東大學《文史哲》編輯部)、韓吉紹(山東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兩位教授致閉幕詞。


附記:本篇紀要部分內容參考司家民,〈“重繪中古史的可能性”:《文史哲》雜誌舉辦首屆青年學者工作坊暨第十二屆中國中古史青年學者聯誼會〉,特此說明。



1 重繪中古史的可能座談會(于曉雯攝)

2 與會學者合照(主辦單位提供)



會員介紹:胡頎(Hu, Chi)

 會員介紹:胡頎(Hu, Chi)

現 職: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研究領域:魏晉南北朝史、東亞文化交流史、辭賦

文/林宏哲(國立中正大學歷史學系碩士生)

 https://depthis.ccu.edu.tw/?p=2813&fbclid=IwAR1xM9MrXNqrW-poH9Hhk-M-PppYldaha3NVuBe6mVy04KMahK9FRaff5Xw